“互聯網金融犯罪有什么特征”“第三方支付犯罪如何綜合治理”“冒用身份信息進行工商注冊涉嫌犯罪嗎”……近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互聯網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舉辦的2017年年度課題成果評審暨2018年度選題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來自學術界與實務界的4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互聯網金融發展現狀

 “互聯網金融”無疑是近年來的熱詞。和互聯網金融相關的熱詞，除了金融創新、科技創新，還有詐騙、跑路、糾紛等詞匯，如何給互聯網金融作相對客觀的畫像呢？

 與會者認為，互聯網金融是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實現支付、投資和信息中介服務的新型金融業務模式。一些調查顯示，互聯網金融包括傳統金融行業的互聯網化和新興的互聯網金融企業，其中，新興的互聯網金融模式近年來發展迅速，規模越來越大。

 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金融犯罪檢察部檢察官張艷麗認為，互聯網金融是一把雙刃劍，其在推動金融業創新發展和促進經濟社會進步的同時，存在諸多問題亟待解決：互聯網金融倫理失范；互聯網金融監管滯后；互聯網金融風險難控，包括存在投資風險、技術風險、社會風險、刑事風險等。

 互聯網金融發展中遇到的上述問題，引起高度重視。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這為新時期做好互聯網金融工作指明了方向。2017年11月9日，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作為國務院統籌協調金融穩定和改革發展重大問題的議事協調機構。

互聯網金融犯罪特征及綜合治理

 螞蟻金服集團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介紹，依據互聯網金融生態，可以用金字塔模式對其進行分類，處于金字塔頂端的是第三方支付，中間層是證券交易、貨幣基金、電子商務等，底端是小額貸款、P2P（網絡貸款）、股權眾籌、網絡保險、網絡信托等。上述各業務環節，在實踐中都存在刑事風險，而且有的已經出現了刑事領域的疑難案例。

 最高檢公訴廳二處處長陳鷙成認為，互聯網金融本質上就是“金融”。從風險上來看，互聯網金融風險不亞于傳統金融的風險，甚至更大。對于刑事領域的互聯網金融違法犯罪行為，是否犯罪要從其本質上判斷，如果其不具備金融資質，掛了“互聯網金融”的名頭，相當于“無證駕駛”行為，本質就是違法行為，可以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規定，適用相關規定。這樣對行為進行“穿透式”的把握，將對司法起到極大幫助，同時對于行政監管與刑事司法的邊界劃分也能起到重要引導作用。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通過互聯網平臺或借助互聯網名義進行的非法集資案件數量增長明顯。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金融犯罪檢察部副主任葉萍介紹，2016年8月至2017年11月,該院受理此類案件43件148人,與前期相比,案件數量和涉案人數均出現大幅增長。借助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部分公司的非法集資行為也借機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并存在線上、線下雙軌運營的情況。葉萍認為，對非法集資問題須要系統化解決。

 湖北省武漢市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劉國媛認為，我國互聯網金融早就結束了“野蠻生長”的時代,進入了分類監管的正常軌道。對于不同類型的互聯網金融行為，比如P2P網絡貸款、互聯網股權眾籌、第三方電子支付、數字貨幣在刑事領域的風險問題，應具體采用不同的處置思路。對于沒有財產侵害危險只是涉及規范違反的眾籌行為，刑法應該保持相對謙抑，主要針對出現侵犯財產等嚴重后果的情形。而對于純粹規范違反的行為，則宜由行政法規制。

 福建省泉州市檢察院金融檢察處處長吳美滿認為，對于第三方支付，由于其固有的平臺高度渠道化、交易高度自由化的特征所帶來便利性是其被濫用于金融犯罪的主要原因，而嚴重滯后的監管和虛弱的內部管理使得金融犯罪在利用第三方支付渠道時暢通無阻。在平臺渠道化、交易自由化兩大固有屬性幾乎不可能改變的情況下,應通過政策手段和技術手段進行有效監管,將負面影響最小化,實現對金融犯罪有效的查處和預防。

刑事法律的立法和司法應對

 互聯網金融實踐中，一些行為確有社會危害性，但依照法律難以處理。最高檢檢察理論研究所聯絡部副主任陳磊表示，應考察立法目的與政策導向，通過檢視解釋進路的恰當性回應司法實踐中的爭議問題，而非一味批評刑法的缺陷提出立法建議。比如，對于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其犯罪主體不宜無區分地涵蓋所有的網絡中介組織，該罪名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及其責任內容應從兩個路徑作限縮解釋：其一，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主體犯罪應作適當限縮，應主要指網絡信息提供者和網絡中介服務者的網絡平臺提供者和基礎服務運營者；其二，根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不同類型分別認定其刑事責任。網絡內容提供者，應該承擔完全責任，而平臺提供者則是有限、有條件地承擔責任。

 針對互聯網金融犯罪中個人信息安全被嚴重侵犯的情況，最高檢檢察理論研究所研究員但偉以“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進行工商注冊公司相關違法犯罪研究及立法思考”為主題進行了認真研究。但偉表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冊公司實際是成立了虛假公司，但是由于很多冒名公司行為沒有達到刑法的起刑點，這使得各地司法機關在辦理此類案件時受到較大的阻礙。其實，解決冒用他人身份進行工商注冊公司行為，應善用現有法律規定，從技術上有效預防冒用，發揮網絡監管職能，精準打擊銷售他人身份信息行為。同時，充分利用刑法第253條、第280條以及相關司法解釋、行政法共同合理處罰“冒用”行為。在立法上，應提升公民信用利益的立法認識，并增設“冒用他人身份進行工商登記罪”。

針對互聯網金融犯罪懲治問題，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